原创：彭金山
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传承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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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地处中国大西北腹地，地形如一柄如意连接六省（自治区）和蒙古国，无论是交通、军事，还是在生态保护诸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同时，甘肃又是华夏文明的源头之一、名副其实的文化资源大省，以敦煌石窟为代表的物质文化遗产闻名遐迩，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蕴藏也十分丰厚，别具价值。
一、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概况
（一）地理、民族与历史文化渊源
甘肃居东经92°13′——°46′、北纬32°31′——42°57′之间,地处我国西北三大高原交汇地带，总面积45.37万平方公里，顺时针方向依次与陕西、四川、青海、新疆、蒙古国、内蒙古、宁夏接壤，东西距离长达公里，是中原地区联系西北乃至中亚西亚的咽喉和纽带。甘肃的地形地貌丰富多样，有中国“地质博物馆”之称。东部和中部为黄土高原，以农业经济为主，还有关山林区和子午岭林区，分属平凉和庆阳市；东南部为陇山山地和陇南山地，水利和林业资源相对丰富，是小陇山和白龙江林区所在地；西部为河西走廊，以绿洲平原为主，也有沙漠戈壁分布；北部的北山山地和阿拉善高原，为内蒙古高原的西端；西南部的祁连山地和甘南高原，系青藏高原的东北边缘，广布高原草场，还有现代冰川。
山地和高原约占全省总面积的70%以上，大部分地区海拔都在千米以上。除了陇南属长江流域，其它地区则分属黄河流域及内陆河流域。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分布及特色，与上述陇中东黄土高原、陇南山地、甘南高（草）原、祁连山地、河西走廊和北山山地6个地形区域的地理、物候环境有着直接关系。
甘肃历史悠久，且区块性特征明显。大约四五十万年前就有人类在这片土地上活动，我国第一块旧石器出土于陇东华池，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遍布全省。静宁治平河畔有最早的成纪古城遗址，距此不远的的秦安大地湾遗址，距今~年，更是从考古学上为伏羲氏发祥于陇东南渭水流域上游提供了一定的实物依据。陇东一带是周文化的重要发祥地，这里生活了周先祖不窋至古公亶父十二代先王。汉唐属京畿之地。嬴族东来，使西汉水流域进入一个重要的开发时期。自中谲“在西戎，保西垂”到文公元年“居西垂宫”，秦人在今礼县东北部营邑建都达数百年。三年，文公东猎，四年卜居汧、渭。此后，秦人中心移至关中平原，但西和、礼县、张家川一带仍是其主要活动区域之一。
陇南在历史上为中原入蜀的主要通道之一。汉置河西四郡，张骞出使西域，开拓了中外贸易的丝绸之路，这条既是商贸之路又是文化交流的动脉纵贯了甘肃全境。魏晋南北朝时期，以河西走廊为中心，建立了前、后、南、北、西等“五凉”政权，形成的“五凉文化”影响深远。唐在陇山西设置陇右道，丝绸之路进入鼎盛时期，河西地区再度繁华。元代始设甘肃行省，取甘州（今张掖），肃州（今酒泉）首字而得省名。
自古以来甘肃就是多民族聚居地域，至今仍保持着小聚居大分散的多民族分布格局，现主要有汉、藏、回、蒙古、哈萨克、土、撒拉、满、维吾尔等民族，东乡、裕固、保安为甘肃特有的人口较少民族。正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多族源构成的甘肃先民和后人在生活和生产实践中，创造了本土异彩纷呈的民族民间文化，为当代积累了丰富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二）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分布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年10月17日颁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中做如下界定：“是指那些被各地人民群众或某些个人视为文化财富重要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活动、讲述艺术、表演艺术、生产生活经验、各种手工艺技能以及在讲述、表演、实施这些技艺与技能的过程中所使用的各种工具、实物、制成品以及相关场所。”我国基本沿用这一定义：“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根据其不同特征和功用，把它们具体分为10个大类。
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地形复杂等多重因素，造就了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花儿、格萨（斯）尔和环县道情皮影戏分别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据统计，甘肃省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和扩展项目名录的有83项，国家级传承人68名。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项，传承人名，市州级项目项，传承人名；县区级项目项；传承人名；发现非遗线索多条。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分布如下：
临夏：松鸣岩花儿会、莲花山花儿会、贤孝、保安族腰刀锻制技艺、砖雕技艺、米拉尕黑、平弦、东乡族擀毡艺术、永靖七月跳会（傩舞）、古建筑修复技艺（永靖）、生铁铸造技艺（永靖）。
甘南：藏医药（碌曲）、南木特藏戏、藏族民歌、佛教音乐（拉卜楞寺佛殿音乐道得尔）、多地舞（舟曲）、巴郎鼓舞（卓尼）、洮砚制作技艺（卓尼）、藏族唐卡、龙头琴弹唱、拔河（万人扯绳赛）、龙神赛会、锅庄舞（甘南锅庄舞）、元宵节（东山转灯）。
天水：太昊伏羲祭典、清水道教音乐、秦安小曲、武山旋鼓舞、雕漆技艺、秦安女娲祭典、张家川花儿、天水丝毯织造技艺。
定西：二郎山花儿会、洮砚制作技艺（岷县）、巴当舞、通渭小曲戏、皮影戏（通渭影子腔）、剪纸、民间信俗（岷县青苗会）、陇西云样板、宝卷（岷县宝卷）、中药炮制技艺（岷县当归加工技艺）。
兰州：苦水高高跷、兰州鼓子、黄河大水车制作技艺、兰州太平鼓、道情戏（陇剧）、秦腔（甘肃秦剧团）、传统面食制作技艺（兰州牛肉面制作技艺）。庆阳：香包刺绣、唢呐艺术、皮影戏（环县道情皮影戏）、窑洞营造技艺、剪纸。
酒泉：夜光杯雕技艺、河西宝卷、曲子戏（敦煌）、阿克塞阿依特斯、肃北蒙古族服饰、祝赞词（肃北蒙古族祝赞词）。
武威：华锐藏族民歌（天祝）、贤孝、河西宝卷、凉州攻鼓子、曲子戏（民勤曲子戏）、藏族唐卡（天祝唐卡）。
张掖：裕固族民歌、裕固族传统婚俗、裕固族服饰、河西宝卷、甘州小调、平凉：曲子戏（华亭）、民间信俗（泾川西王母信俗）、庄浪县高抬。
陇南：七夕节（西和乞巧节）、武都高山戏、傩舞（文县池哥昼）、两当号子、麻纸制作技艺。
白银：剪纸（会宁）、曲子戏。
永昌：元宵节（永昌县卍字灯俗）。
西北民族大学：格萨（斯）尔。
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蕴藏和传承情况，文化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对甘肃省传承较好的项目所在区域进行了“文化之乡”或“传承基地”“示范基地”的正式命名。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在年6月和10月，分别命名岷县和临夏州为“中国花儿之乡”。同年，命名康乐县莲花山为“中国花儿保护基地”，命名和政县松鸣岩为“中国花儿传承基地”；年6月，命名岷县二郎山为“中国花儿传承基地”；年9月，命名永靖县为“中国傩文化之乡”；年5月，命名永靖县为“中国傩文化保护基地”；年3月，命名西和县为“中国乞巧文化之乡”。年10月，环县道情皮影戏和庆阳香包刺绣列入文化部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名单；年5月，甘南藏族唐卡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名单。
二、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现状分析
（一）丰富多样，特色鲜明，古朴原真
甘肃省在全国属于文化资源大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10个大类在甘肃省都有分布，并且同一类别的非遗项目，在不同地区又有各自不同的特色，比如同是花儿，洮岷花儿于河州花儿就存在较大差异。多区域性和多民族色彩使得甘肃非遗资源丰富多样。同时，由于地处偏远，不在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加之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之后，甘肃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大部分地区交通条件依然很差，处于相对封闭状态，因而非遗资源受现代文明的冲击较少，大都还保持着它的原生态性。
甘肃省地域辽阔，东西三千里，不同地域风情各异，形成了多民族色彩和西部风情兼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何况又是多民族聚居区，一些民族又是本省独有的人口较少民族，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优势明显，从人生礼仪到衣食住行、岁时节会、民间信仰、体育竞技、、民间文艺和传统工艺等，都有独特而丰富的遗存，可谓五彩缤纷。有一些非遗项目，在发达地区早已消失或面目全非了，而在经济欠发达的甘肃乡村却保存得相当完整而古朴。如西和造纸工艺、漳县的家庭手工制盐（井盐）作坊、文县白马人的池哥昼和春节火圈舞、陇南羊皮扇鼓、永靖、临夏的傩文化，西和、礼县为时一周的乞巧风俗、松鸣岩和莲花山、二郎山的传统花儿会、博峪采花节和陇中拉扎节等诸多民间节会习俗、天水民间伏羲庙会等，都较好地保留了原生态文化性质，具有十分宝贵的价值。
（二）发展态势大体良好
在民族民间文化资源方面，可谓是“天佑甘肃”。也就是说由于自然环境、历史渊源和民族构成等因素，甘肃成为天然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大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众多。目前，甘肃的非遗资源受到了全社会普遍重视，传承、保护和开发利用呈良好态势。
首先是观念的转变和认识的提高，非遗不再是旧风俗或落后产能的象征，而是先人传下的宝贵财富，在非遗项目的传承和保护工作上形成了社会合力，各方面的能动作用得到较好的发挥，政府主导、传承人传承、学者指导、媒体宣传的运作模式为各地普遍认可和采用。有些项目企业家也参与进来。由于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各地或多或少都有了拿得出的品牌项目。这些项目不只是宣传地方的名片，而且带动了当地非遗的整体保护与传承。
其次，挖掘、抢救、保护和传承工作取得了明显效果和实绩，一些濒危项目走出自生自灭的尴尬处境，重新焕发生机。
其三，通过发掘新的价值增长点，实现文化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使一些有条件的非遗项目成为文化产业，为其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内生动力。庆阳香包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还有临夏砖雕、保安腰刀、酒泉夜光杯、兰州牛肉面等等，本来就是经济型非遗资源，非遗保护政策更使其如虎添翼。
其四，非遗保护工程和当地的自然景观和历史文化等特色旅游资源结合起来，互为借力，相得益彰，有的还通过节庆活动加以推进。非遗资源在当地经济文化建设中，担当了不可小觑的角色
其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实施，扩大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往来，不仅保护和发展了民族文化，同时促进了和谐社会建设。
三、挑战和机遇同在，非遗保护的形势依然严峻
（一）随着非遗生态环境的改变，一些项目濒临危机
党和国家对文化事业的重视，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传承及开发利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面对的挑战也是十分严峻的。由于生长条件的改变和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原本功能的丧失，加之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电子科技事业的迅猛发展和现代文明的冲击，一些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正在消失或濒临消亡，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大都是是农耕文明的产物，传统农业社会是其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但是社会毕竟是要向前发展的，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提速迈向现代化社会的历史时期，这是好事情。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生态环境今非昔比，中国的乡村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大部分年轻人都进城打工去了，农民的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也在发生着颠覆性的变化，随之而来是生活方式的变化。我在《关于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若干思考》中，把物质基础已不存在而精神事象依然流传的民俗文化现象，称之为该民俗事项的“后功能时期”。
对于处在“后功能时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要在完整意义上保护其生态环境几乎是不可能的。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民间文化资源消失的速度加快，一些非遗资源的消失或变迁，也是一个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比如陇南的“说春”习俗，本就是以讨要吃喝为目的，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谁还愿意再背着褡裢走村串户“说春”乞食呢！再比如传统的生产习俗，也必然要被现代化生产方式所替代。这类遗产如何保护？就需要特别认真的对待。
面对现代与传统的巨大冲突，保护非遗资源的任务显得异常复杂和艰巨。
（二）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缺乏，断档现象严重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产生危机的另一个原因是传承人缺乏，断档现象严重。比如合水的太白孝歌和陇南羊皮扇鼓这类项目就是这样，即使一些非常看好的非遗项目，其传承状况也是不容乐观的。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学界地位很高，对当地的年轻人却没有产生应有的吸引力。这是能够理解的，因为年轻一代成长的文化环境和老辈人大不相同，产生审美差异是必然的，另一方面也与传承人的报酬偏低有关。这种现象应引起政府的重视，采取特别的激励措施才行。这几年随着国家层面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基本状况有了好转，但整体形势依然严峻。
四、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几点思考
（一）坚持保护优先的原则，确立本色传承主体地位
“非物质文化遗产，本来是一个充满历史感和文化感的稀有资源，因此非遗保护也是一项具有重要历史责任的工作”[1]，我们一定要有这种高度的历史责任感。要坚持保护优先的原则，确立本色传承主体地位。这里的本色传承有两层含义，一是保持传承内容的本色性，二是要有坚持本色传承的传承人群体。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历史的产物，一旦消亡或者变味很难复生复原。必须珍视之维护之，把抢救、保护工作放在首位，尽可能保持这些珍贵遗产的“原汁原味”传承（原真性或曰基质本真性）。对于非遗，不要轻言创新，当心“遗产”变成“现产”，即使确实需要革新，也要先把原生的状态完整记录下来，建档立库。在这方面，数字化技术为我们提供了便利。
要尊重传承人的劳动，发挥好他们在传承中的主体作用，任何外在的力量不要企图去包办代替，包括政府，包括专家。当然，正确的指导还是必要的。比如，乞巧节本来是汉族女性的节日，西和乞巧节有其严整的传统仪程，如果哪家乞巧点别出心裁穿起藏族服饰跳锅庄，那显然就是不合适的，就需要专家的正确指导。
皮之不存，毛之焉附？必须防止假“遗产”“伪遗产”的出现。
那么，如何才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得到有效地保护呢？方法和途径可以有很多，我认为以下三点必须坚持：一是保持非遗的基质本真性；二是做好数字化保护工作；三是实施活态保护，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在传承，而传承的本义就是一种活态的存在和延续。
（二）传承人的培养依然是重中之重
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承载者和传承主体，在非遗的传承和保护中处于核心和优先地位。再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如果没有传承人，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不管什么时候，传承人的培养都是重中之重。甘肃省对非遗传承人给予了必要的关切和重视，文化厅在各地申请和推荐的基础上，通过审议，公布了位省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68人为国家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并且开展了对非遗传承人的评估，有效地促进了全省的非遗保护和传承工作。但如前所述，非遗传承状况依然不容乐观。
师徒传承是非遗传承的基本形式，应该采取激励措施，使老艺人乐于带徒弟，年轻人喜欢地方文化，乐于做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对于传承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要给予表彰和奖励。
要重视发挥大专院校和研究机构的资源优势，使之成为培养非遗传承人的辅助力量。大专院校和相关研究机构是专业人才集中的地方，设备器材也比较齐全，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是应有之义，但在培养当地非遗项目传承人方面，似乎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据我所知，不少院校都有这方面的积极性，地方上的一些艺人也有这方面的愿望，相关机构应该做好协调工作，使有条件的大专院校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培训基地。需要注意的是，传承人培训不同于高校的常规教学，要发挥好传承人的主导作用。一些地方开展了“非遗进校园”活动，有的高校进行了培训传承人的尝试，这些做法值得提倡。要重视民间力量，特别是非遗发生地代表性传承人的作用。实际上民间已经在行动，陇东就有一些剪纸艺人自发办培训班，传经授艺，搞得很不错。
一个优秀的非遗传承人，往往也是一个有着高度文化自觉的人。提高民众的非遗传承自觉，是非遗传承的根本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的身份和标志，是民族之根、精神的家园。要继续加大非遗宣传力度，提高全民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夯实非遗传承的社会基础，使喜爱者乐于做非遗项目传承人，从基层把非遗传承工作落到实处。
（三）需要处理好几种关系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态的，是民众生活的组成部分，社会在变迁，生活在变化，不可能不对其生态环境甚至存在形态产生影响。在非遗传承中，要处理好“传统与现代”“保护与利用”“继承与创新”等方面的关系，在实际工作中加以仔细辨析与甄别，施以正确的方略。
这些年，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全社会的重视并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喜欢，一些项目由自然状态被移上舞台。演出时一些“好心人”总要对其精心改编和包装，包装的结果往往是原本古朴鲜活的民间“土”气“土”味儿被剥离，致使其文人化、奢侈化、舞台化。旅游经济作为第三产业这一二十年发展很快，激发了一些可以与旅游经济联姻的非遗资源的生命力，但其中有些项目原本是民间节俗活动特定场合中的仪式性文化，在旅游经济的“统筹”下，不但原有的文化功能发生了迁转，服务对象也改变了，成了纯粹的“表演”艺术。还有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在自然地发生变迁，比如花儿过去只在山野间演唱，而随着农民工进城和城市职业花儿歌手的出现，出现了“茶园花儿”“公园花儿”。如何正确对待非遗资源在传承传播中发生的这些新变化呢？我认为，对于前者，有个原生态文化和次生态文化的关系问题。在原文化空间自然生长的，一般来说属于原生态文化，是要保护的；搬上舞台的肯定是次生态文化，不属于非遗保护对象。与旅游经济联姻的非遗事项，情况就要复杂一些，有的依然是传统节俗的组成部分，属正常传承；功能迁转类非遗文化现象在旅游景点比较普遍，有些是原本就具有的非遗功能的延伸，有的则是对新价值增长点的发掘，总体上也都属于次生态文化现象。这类次生态文化，在表演时保持其形式本真性是必需的，而且要让观赏者清楚其源头文化所在，并在发生地保护和传承好源头文化。对于一些打着“开发利用”的幌子编造出来的假“非遗”，必须坚决反对和抵制。至于花儿发生的变迁，完全正常，没必要担忧什么。但对原发生地的“原始”花儿，从传承人到花儿会文化空间，都要采取切实措施认真保护，使其持续存在并有较好的发展。
应该看到，相当多的农牧业民俗属性非遗资源，尤其是具有仪式特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长时期里是和当地民间信仰紧紧扭结在一起的。而今，其存在的心理基础大大松散，赖以生长的生态环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尽管其表现形式基本传承下来了，但同本初的精神内涵已经严重分离，发生变迁是必然的。在各地普遍重视发展文化产业的当下，我们决不能让原生态文化因保护不善而人为地消亡，要积极创造宽松的社会环境以利于非遗的传承，同时还需适应时代变化，为其拓展生存空间。比如庆阳香包目前就有两种存在状态，一是已经成为产业的长年发展的商品经济状态，二是端午节期间的常态传统生存状态。再如白马人习俗，艺术节上的池哥昼表演与原生态的跳池哥昼，也是有所不同的。
中国民协原党组书记兼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白庚胜指出，发展民间文化产业，对于非遗应该是一种动态保护，“我们还要继续使用我们的语言、书写我们的文字、穿戴我们的衣物、居住我们的房舍、过我们的节日、祭我们的祖先、拜我们的神灵、讲我们的故事，这叫动态保护。民间文化产业建设属动态保护，让我们的民间文化变成能吃的、能穿的、能住的、能享用的、能审美的、能增强自信心与自豪感的产业与产品传播开去，传承下去。”[2]如何判断非遗传承是不是保持了“原真性”，苑利、顾军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自有其内在规律，只要沿着自己传统的延长线向前发展，通常都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
但外来基因的介入就不同了。外来基因的介入，很容易导致以保护本民族传统文化基因为己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变成不再纯正的转基因品种，这种介入如果任其发展，会让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基因的改变而失去自我。”[3]三位专家的论述，对于非遗的保护、传承及开发利用，具有指导意义。目前我国正在实施振兴乡村规划，如何让非遗资源在建设美丽乡村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是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
2.有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随着社会的发展，只能成为“博物馆里的艺术”或有意识保存的“历史风景”，如那些被时代淘汰了的土作坊等。各地都应该有选择的保留些这类“历史的见证”，最好在原发生地，连同其生存空间都能给以完整地保护。
（四）合理利用现代科技，激发非遗再生活力
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城镇化进程的提速，使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面临严重的危机，但也带来了一些新的机遇。笔者欣喜地看到，在庆阳华池、镇原等地，一些民间歌手利用快手、抖音，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