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读到《砚台的记念》的第三篇《糊涂得对》，笔者又翻回封面看了看作者的姓名，自问曰：“与写《生的执著——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摩登与现代》的，是同一个人吗？”待到一字不落地读完这本随笔，自己确定：是的。因为“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体裁仅仅是载体而已。虽然解志熙在后记里谦称自己“在创作方面却实在无能为力”，然而，该随笔与他的研究论著是“互文”而且“互证”的，其思维逻辑、行文方式以及记叙与抒情的风格，并无太大的变化。
《砚台的记念》长长短短三十来篇诗文，笔者居然读了近两个月。不是没时间，而是太亲切，不敢读完。字里行间不少的人与事太熟悉，读一篇每每要想好久。这本随笔里，“乡村中国”的内涵与社会学价值，文学研究的酸辣苦甜，恩师与朋友的提挈与助缘，故土与母校之于自我成长的意义，77、78、79“新三级学人”的心路历程……堪称弥足珍视的“口述历史”。二百多页的小册子，满是时代的光与影。笔者一边翻读，一边默诵郭沫若翻译的《浮士德·献诗》：“浮沉着的幻影啊，你们又来亲近，曾经显现在我蒙眬眼中的幻影。/在这回，我敢不是要将你们把定？/我的心情还倾向在那样的梦境？/你们逼迫着我的胸心呀，你们请！”
——笔者是河南大学七八级中文系，毕业后教现代文学史与鲁迅研究课整整四十年。志熙的恩师任访秋先生、刘增杰先生、赵明先生，也都是我的恩师，音容笑貌历历在目——读到志熙的文字，我才知道赵明老师已经驭鹤，心中戚戚。赵老师当年联系我们班并指导笔者的毕业论文，大家的笔记他都收回去一一改正。笔者的毕业论文写鲁迅旧体诗艺术，拉拉杂杂写了两万字，他一字一句修改，想起来都觉得惭愧。年7月3日，任访秋先生去世之际，笔者还在《大河报》做记者，含着眼泪写消息，引题是同学齐文榜兄发来的挽联：“噩耗传庠序学人拊心歌薤露/巨星陨神州桃李掩面泣春风”,标题为“任访秋先生永别讲坛”。笔者南下广东迄今二十年，“厚道有加”的大师兄关爱和，两次见面，都认真劝告：“湛江太远了，还是考虑回来吧！”志熙笔下的严家炎先生、陈子善先生、吴福辉先生、王富仁先生、张恩和先生、支克坚先生的人品与学术，四十年来都曾给予我无尽的滋养。一切的一切，在《砚台的记念》里“往日重见”，而且多有外人不知的典型细节，让笔者不仅窥见了淳朴深厚的师生关系，更是发现了时代的风月与风云，难免感慨系之。
一般说来，写回忆录，或者学术随笔，大可以随情任性，似乎不必“从文献做起，从问题入手，从头开始”了。无奈学术积习使得解志熙的“考据癖”常常按捺不住。例如对于“子见南子”之“愠”的解释——事关“道德清白”，绝对不可“佛系”；对于“王子猷访戴”之“乘兴而来，兴尽而返”的“网红人设”的揶揄——戴安道成了王氏成名要誉的“垫脚石”。又如对于“四知堂”的“传播学的怀疑”：其一，“金十斤”者，疑似“铜十斤”而已。其二，杨震明知落脚昌邑王密会致谢，为何还去停留？类乎“新闻策划”。第三，“最耐人寻味的是，这事除了天和神，只有杨震和王密知道，可是为什么很快变成天下皆知的事情，那么是谁说出去的呢？”大哉问也！结论：“由于这个故事，杨震声名大振，以至于他的后代都受这个光辉事迹的恩惠，在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他家是‘四世三公’，成了世代簪缨的名门望族。所以，杨震精心设计的这个事件让他一家赚了个够，可怜的王密被算计后惨遭世人唾弃而遗臭万年，那其实是很冤枉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直言不讳，大有鲁迅论魏晋文人之遗风。
二
鲁迅先生说过，研究与创作，一要冷静，一要激情，很难统一。是故论文做得好，随笔未必做得好。反之，“小文章”精彩，即便不无学术，有点感悟即可，但未必具备学术眼光与格局——能够似梁遇春《论流浪汉》一样将二者“一勺烩”的天才是难得的。
同理，擅长写农村的笔，未必能够写城市——当年看到刘亮程写自己的新疆乡村生活，笔者就有一丝担忧：他的“高吭的驴鸣”固然嘹亮，但如果到了省城或者京畿，不见了沙土红柳而自己“精神禁鸣”了怎么办？于是，我想，他千万不要写城市，就该像路遥，一辈子只写黄土地。
而《糊涂的对》却是与“砚台系列”迥然不同。空巢老人的孤独与“走样”，社会的戾气与“几乎无事的悲剧”，相互倾听的奇特的悲悯，比《边城》结尾更无奈的抒情……杂糅在一起，平添了几分陈村笔下的上海的味道。
当然，这本随笔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对于家乡的人与事的回忆。其特色是将往日与时下交织在一起，具有鲜明的“珍存”“反思”与“朝花夕拾”的格调——笔者教大学语文之际，曾经忘记了教材，根据自己的阅读随意挥洒。现在想，当初如果能够读到解志熙这随笔，我会选《村落记》为范本——五千来字的文章，写陇东老家，让一直在城市长大的笔者几度流泪。如写“乐天任命”：“农忙时男女倾家而出，躬耕田野，不辞辛劳，午间以自带干粮凉水聊缓饥渴，诚所谓‘日出而作’者也。向晚则收工回家，男子喂养牲畜，妻女生火做饭。于是炊烟袅袅，而热饭上桌，乃先奉长老，然后分食。聚餐毕时，往往已至晚间八九点矣，乃略为收拾，随后相继登热炕而安眠，诚所谓‘日入而息’者也。”写哥哥高考不进考场及其后话：“吾兄虽得以报名应考，然临考时绕场三匝而不入，盖牵挂老人、顾虑家计也。于是吾兄乃与余相约：两兄弟分责、兼顾内外可也。……一九八四年冬，余回乡省亲，见全村大丰收，而吾家收获最夥，只小麦即得二十余石，远超祖父当年之所获。老人喟然叹曰：‘吾务农一生，未见如此好收成也！儿孙自有儿孙福，吾从此放心矣！’是年正月，伯叔父八九人，逐日轮班侍奉祖父玩纸牌，娱亲以尽孝道也；余兄弟则燎酒煮茶，陪侍在侧，亲老尽欢也。是时，祖传之道情皮影戏亦重张锣鼓，全村人家除各留一二妇女守家外，其余皆轮番到各家吃喝玩耍看戏，全然不分你我而举村一家也。每日午、晚两次聚拢队伍赴食共乐，多达一百五十余人，浩浩荡荡以行，小儿辈且载歌载舞，可谓盛欤！一九九四年冬，余新婚携妻回乡探望父母，至于新春正月，全村欢然如前。妻感叹曰：‘此真过年也、真一家人也！城里人则不过杜门对食、出门看街耳。’如此盛况直至新世纪而后渐歇。”——质朴无华的叙述、半文半白而溢满张力的表达，堪称全书之“摘要”。窃以为如果将该随笔集里绘写陇东民俗与解氏家族史的部分串联起来，活活费孝通《乡土中国》之副本也。
而最为惊心动魄的，是对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之下故乡渐趋凋敝的担忧：“十年之间，精壮男女纷纷进城打工，赁屋以助子女就学也，而乡下老家唯余老人，勉强种田糊口而已。吾村外出者尤多，前年冬余回乡，眼见健壮尽去、老弱守屋，唯吾兄嫂尚留耕力田、侍奉老人也。见此萧条境况，余徘徊村落，不免流连怅惘；与父老闲谈，咸感慨物是人去，然亦无可奈何矣。可叹如吾故乡者，再过不十年，老成凋零尽，或将成荒村耶？如此大好农村、良善农家，任其萧索败落，岂不可悲、岂不可悲也夫！”但愿他的担忧是多余的。
全书洋洋洒洒的“大珠小珠”，以“砚台”即“家族文化史”作为统领的绳索，是深思熟虑，亦是自然而然。作为解家的传家宝，作为陇东道情皮影戏家族篇的“核心道具”，作为“乡村中国”的基石，那一方砚台恰是全书的灵魂，也是作者心目中家族乃至环县地望的象征物。而作为作者本人的阅历，那一方砚台是连接家乡环县与大学讲坛的纽带。所以，以“砚台”为书名意在“点睛”而绝非随意。
《砚台的记念》一篇的结尾写道：“暮年的父亲不免怜念我这个远在外地的小儿子，有时会叹息说：‘哎，我该给你留点什么啊！’我赶忙岔开话去。其实，父亲给我的无形财富够多了，何须有形之物为念啊！前年春节回老家看望二老，父亲又念叨。我突然想起那方老砚台，哥哥说长久无人用了，立刻找出来给我。我对父亲说：‘就把这个给我带去作念吧！’父亲欣然点头。砚台带回我的小家，放在书桌上，朝夕晤对，如见慈父的面。”
——笔者想到了彭见明兄的散文《父亲的房子》的结尾：“我对父亲说：那房子不卖，我们兄妹不缺这个钱花。那房子要留着，今后若有兵荒马乱的年月，城里断电了，断水了，我们还要回去住的……父亲最后说：这样也好。这是父亲最想说的一句话。我想我的回答，他是满意的，因为最重要的一句是说了我们今后可能还会回去住，这是他最期待的事。”那房子就是彭见明的父亲——房子所有的砖缝里都砌着父亲血肉和目光。作为半世纪前的“文物”，历史需要用父亲的草砖房印证，因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不允许再有那样的岁月。
而解志熙笔下的砚台更是如此，既是传统文化的载体，更是家族血脉的见证与赓续——没有这一方砚台，甚至很可能没有清华教授解志熙。
三
读了《砚台的记念》，顿悟解志熙为什么把《文本的隐与显》那样专业的“发隐”文字献给自己的父母。相比之下，“乡土环县解家掌”的“立此存照”，没准会比他的现代文论活得更为长久，传播得更为久远。
总之，作为同行，笔者尤其感到：集子的“乡土情结”与“现代文学的话语”，读起来十分亲切。看第一篇《人与树同在》，你会即刻记起茅盾的《白杨礼赞》。再看下去，才知道茅盾礼赞的，就是作者家乡的白杨树。而且，关于树的血脉与传承，关于树对农村大家庭的救命之恩，都让人笃信：连树都没有，不是人住的地方。
阅读之际，笔者常常从解志熙笔下的“解家掌”联想到沈从文笔下的“茶峒小城”：乡邻之纯真，民风之淳朴，兄弟之孝悌，家族之和睦，游医之良善，艺人之德艺……沈从文是写自己的“水边日月”，而解志熙是回忆自己的“窑里乾坤”。沈从文的散文似乎过于信马由缰，不如其小说更接近乡土；而解志熙的随笔却是细节丰富，记叙常常有小说意味。
“情多最恨花无语，愁破方知酒有权”。个人生活——包括个人的生存状况、个体经验乃至“人歌人哭水声中”的心灵史，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才有意义？面对“唐留丝麻宋留瓷”的浩瀚历史，我们究竟能够留下点什么？即便“著作等身”而盘踞了图书馆，是不是徒然增加了管理人员运送的劳动？这是许多年来一直困绕着笔者的一个问题。
孔老夫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实在是聪明得可以，因为他明白“逝者如斯，不舍昼夜”——能留下什么？留下多少？靠什么方式留下？均极难确定。有学者评价《追忆似水年华》的作者普鲁斯特，说他“对于人生形成了一种非常奇特的概念”：“他认为人的真正的生命是回忆中形成‘真实的生活’，回忆的生活比当时当地的现实生活更为现实”。传记作家莫罗亚也说：“我们看到的世界永远受到我们自身情欲的扭曲。……要紧的不是生活在这些幻觉之中并且为这些幻觉而生活，而是在我们的记忆中寻找失去的乐园，那唯一真实的乐园。”
的确，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回忆之神就要悄悄地发出召唤了。解志熙的文字证实了回忆的力量——经历过五光十色的岁月，随笔已经不仅仅是“轻骑兵”，它理当承担起“砚边历史”的重任。换言曰，当我们卑微的身影一不留神变成了时代的缩影，当我们的忏悔、虔敬、疼惜、记挂、悲悯——所有痛苦或快乐，上升为历史不可或缺的“沧海一粟”，我们便悄然取得了存在的理由与价值。
记得是年，顾圣皓兄告诉我，自己写了一本关于郭沫若研究的专著，书名总是取不贴切；后来，在省现代文学年会上遇到解志熙，说了说自己专著的结构，不大一会儿，小解就帮他取了书名：《凤凰的时命与劫运》——圣皓兄英年早逝，已经走了20年，他的话我还记得。其实，坊间并不缺少“解家掌”，缺少的是透视的眼睛、命名能力与深切的表达。
解志熙在后记中说：自己的“长短不一、新旧并存、骈散杂呈的文字”，作为个人生活之记念，“不过雪泥鸿爪而已，倘能因此存留若干痕迹，亦可慰情聊胜于无，够不够文则无所谓也。”其实，并非过誉，笔者从字里行间感触到的，确乎是“文质兼备，风骚两挟”——即便是写自己与师友的“烟瘾”（故意把“烟”写为貌似绿色植物的“菸”，疑似周氏兄弟为了“复古”把“踢”写为“踶”），即便篇末的题记、碑文、挽联、随感、自记，同样真情动人、才气逼人。是故不能不慨叹：“文乎哉？文矣哉！”
断断续续阅读《砚台的记念》之际，正值南方高温恒高之时；开空调又怕感冒，故坐两三小时就要冲一次凉，一天至少四五次。然而，偏偏是这本小册子，常常让笔者忘记了高温，因为每一篇总有引发联想的收获。圣·伯夫说，写的最好的作家，不一定是写得最完整的作家，而是让人联想最多的作家。笔者耳顺已过，愈发懒散，常常觉得能够引发有边与无边遐想的文字日见其少——谢谢志熙，谢谢编辑、出版并真诚推荐这本随笔集的来民师弟。
呜呼！岭南雁去又重阳，依旧他乡作故乡。砚台一方绘皮影，忆菊还是到汴梁。
宋立民，男，河南商丘人。现任广东文理职业学院教授、学报主编，岭南师院国学研究院教授。先后担任商丘师院教授、学报主编；河南报业集团《大河报》评论员、主任记者；岭南师院学报编辑部主任；广东省社科基地“城乡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山大学文学院博士答辩委员。为全国文科高校优秀学报主编。
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新闻评论学的教学、研究工作。出版个人专著《行走在当下的孔夫子》《新闻评论的审美诉求》《新闻评论视域中的鲁迅风》等12部。评论《清明祭》入选《中国新闻学大系》《中华杂文百年精华》，列名“中国当代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