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影人物造型的艺术化

陇东皮影在人物的造型上融入了陇东剪纸等民间艺术的造型元素,并创造了与众不同的造型语言。在人物“桩桩”的处理上,运用直线和曲线相结合的方法使得外轮廓变得简练概括。线条长短穿插,刻空的长线多依形体而起伏,形断意连、气韵生动,且能用线的粗细、疏密、长短、曲直变化来表现形体的变化透视。

而皮影内部的造型却十分繁复,特别是在武将的铠甲边缘、龙袍底部等部位用“∽”形的曲线重复排列,形成了螺旋状,首尾相顾、起伏照应。这样把“影人”的结构形体组织得浑然天成、平而不板,形成内柔外刚、和谐统一的艺术效果,这与皮影表演时借助光线的现实需求有关。

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中,陇东皮影大量运用了夸张、变形的表现手法,塑造出亦真亦幻的人物形象。为了突出人物个性,刻画面部特征时常常采用抽象变形的方法,对人物忠奸刁善等性格特征刻画得十分生动形象。

脸部五官是表现人物表情和性格的突出部位,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表现方式,眼睛有环眼、三角眼、鱼眼、火眼等,眉有剑眉、平眉之别,嘴有张口、闭口之分,鼻有尖鼻头、圆鼻头等。各种夸张变形的五官显示各种类型的人物性格。根据人物相貌和性格的不同,刻画出身份各异的人物,正反面人物的雕刻手法也很讲究,有空脸与实脸之分。比如,为了表现英雄武将的勇猛刚直,一般将其刻成浓眉大眼;奸诈小人则被刻成面白目小、颔突嘴凹,圆滑之中透着奸诈。在人物比例的处理上采用夸张与写实相结合的手法,一般把“影人”头部变大,类似民间剪纸人物中的大头娃娃形象,手臂加长,身子上窄下宽,人物除旦角以外都是额头前倾、头饰后移,这种夸张变形手法使影人显得庄重自然、精神十足,表演起来生动传神、神采奕奕。这些惟妙惟肖的“影人”形象在幕帐后通过艺人娴熟的操控被演绎得栩栩如生。

依据陇东地区传统的民间审美习惯,陇东皮影在人物脸部的敷色上,运用象征性的手法表现人物特征。本地民间艺人在对生活的长期观察与感受中形成了一套象征化的敷色理念,他们在为皮影人物形象着色时从不采用现实生活中的自然色彩,而是选用最能突显形象特征的色彩来表现形象,使人物形象的典型特征与象征化敷色结合起来。这种独特的着色方式也是当地艺人对于传统文化的有效继承,在我国自古以来色彩一直被赋予丰富的内涵,红、绿是最具有乡土气息的色彩,人们热爱它们并善用它们,因为那是生命力的象征,黑、白是最具象征性的色彩,既是实与虚的写照,也是人们伦理观中善与恶的象征,这种着色理念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浓厚的装饰风格。

三、造型的戏曲化与敷色的程式化

陇东皮影中的人物的造型是依据戏曲人物生、旦、净、丑等角色设计的,各种脸谱和身躯的造型一般源于舞台戏剧。那些戏曲中人们熟知的人物脸谱在皮影中被大量采用,刻画生、旦角色时常采用阳刻手法,脸部去皮留空的空脸形式,造型呈现出细眼小嘴、以突显人物正直平和的性格特征。对净、丑角色的刻画则多采用阴刻手法,用取线留皮的实脸形式,其造型线条变幻无穷,粗细并用、顿挫有致,以表现出人物豪迈粗犷的性格。在丑角形象的刻画上,大量运用夸张变形的处理手法,勾勒出形态各异的人物面部,突显人物滑稽调笑的性格特征。这种戏曲化的造型方式,与陇东大地人们喜欢看戏曲的审美取向相吻合,所以百姓在观看皮影戏时就能很直观地通过人物造型来辨认人物角色。

陇东皮影在借鉴了陇东地区传统戏曲基础上经民间艺人长期的艺术实践,形成了一套程式化的敷色方式,主要以红、绿、黄、黑为主。有些艺人为了增强皮影色彩的艳丽与丰富还加进了蓝、紫、桃红等各种颜色,如环县洪德乡高清旺的皮影作品《象车》《四大美女》等采用了浓艳富丽的染色方式来表现人物形象。

在人物脸部的着色上,不同的颜色寓意不同人物的性格,如黑脸在雕刻手法上采取阴刻,寓意铁面无私、刚正不阿;白脸(生、旦类)一般采取阳刻,镂空部位露显“亮子”颜色,即白色,寓意端庄正派、典雅俊俏;绿脸则寓意暴躁蛮横,常用于强盗、妖怪;黄脸采取阴刻,一般面部不涂色(借用皮子本身的颜色),对人物面部轮廓侧面的着力刻画更能表现人物形象,突出人物性格,使原本呆板的自然形态变得丰富生动,大大加强了皮影人物的艺术效果。陇东皮影的这种色彩程式化,是经本地民间艺人世代的传承和变革积淀下来的。

陇东皮影作为陇东地区一种重要的民间艺术,长期与当地民间剪纸、戏剧等民间艺术共存,汲取其中的精华,丰富了皮影艺术的造型元素与敷色方式,经过艺人大量的艺术创作实践,形成了独有的造型原则和敷色理念。“这在漫长的历史沉淀中形成了民族群体每个成员头脑中的共同的表象,从而形成了共性的思维逻辑,形成了特殊的审美定式”。这种独特的造型原则和敷色理念不仅为研究皮影艺术提供了广阔的视角,也为现代艺术的创作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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